毛泽东思维与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

陈洛一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定要与积厚流光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遇，这就波及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与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通变是相通的，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造成了一种中国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具有奇特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更濒临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与“通变”彼此关系的反映论观念，是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译化语言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
　　一、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来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主要起源。毛泽东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导，学过四书五经，浏览了大批的中国古典文学著述，并且素来没有中止学习古代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道家、宋明理学。毛泽东具有深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使他在论述马列主义理论时,可能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作背景，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丁玲在《我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回想说:“延安时代毛泽东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援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艰深活泼，听课的人都无比有兴趣。”美国提高记者王安娜也回忆说:“在与毛泽东谈话时，简直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常常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作比方，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大众中风行的成语，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列举很多形象词句的演说通俗易懂多。”〔1〕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丰盛的朴实辩证法思想，特别是老子，他提出了一系列对峙统一的范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有浓厚的兴致，形成了带有强烈的“通变”特色的宇宙观。第一，通。在他眼里，“万象之众，息息相通”。也就是说，天然世界为天地人融通的一体，或者说是一种不断的持续贯通的做作和人类，因而宇宙是个动态的过程。第二，变。毛泽东认为，“天下万事，万变不穷”，“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以运之罢了矣”。他明白确定活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属性，具有广泛和相对的意义。毛泽东深挚的“通变”思想本源，造成了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中国式解读，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中国化，毛泽东使用中国典故和古汉语用语，通过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来表达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从而显示出了突出的中国特色。他还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唯物辩证法”来对待，用“辩证唯物论”的概念解释墨子，提出墨子的“两而无偏”指的是一种绝对稳固的“质”。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结合。
　　（二）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并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土生土长。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重的中国化特征，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但也不能臆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发生，是土生土长的。
　　毛泽东在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殊是传统的儒家文化。24岁以后开端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8岁到24岁这段最轻易接受知识的年纪，毛泽东接受的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也就是所谓的“新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在主义、民主改进主义、幻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2〕假如不这段时光接受的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毛泽东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恰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领导毛泽东走出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是当代西方最进步、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所不同的是，它拥有强烈的反传统颜色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层思想迥异。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的货色，但继承不是照搬，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改造并从新诠释，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成为与传统文化有实质差别的另一理论系统即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局部，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二、中国化“唯物辩证法”理论
　　（一）根本规律：对立统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不同，在于他事实上是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两个方面的相通，是以两偶对事物的相通和互系为根本的。毛泽东理解和把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的精神本质，他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说到底就是讲“相通”或“统一”的。他重复声名，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或者说对立的相通。《矛盾论》系统、完全地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提出了新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将辩证法树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从而赋予辩证法以科学状态；列宁则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与中心”的论断，但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完整而又系统的论证。《矛盾论》岂但保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与核心”的观点，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令”，是宇宙的最基本规律；而且从多层面完整、系统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矛盾论》从六个方面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诠释:即两种发展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别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奋斗性，抗衡在矛盾中的地位。〔3〕能够说，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它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首次赋予对破统一规律以齐备的理论形态。翻新是建构理论的重要标志,《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的多方面拓展，标记着它建构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毛泽东对辩证科学的最大奉献是发展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实在，这两个概念都具有寻求“相通性”的意思。《矛盾论》对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论述就具有原创性。20世纪30年代苏俄的哲学教科书使用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但没有对它们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没有意识到矛盾双方根据必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矛盾论》不但明确界定了这些概念的内涵，论证了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别、联系，而且论证了它们依据一定的前提相互转化。毛泽东从“通变”的思维意识出发，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概念，是指贯通一个过程的“决定方面”和“非决议方面”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不如更为适当地说，“主要矛盾”是一个详细语境中之关联关系的核心点。这里“决定方面”与“被决定方面”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个互相依附的偶对双方的相通，是一种具有“通变”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理论。
　　（二）思惟精华：实事求是。中国自古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讲究求实，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做学识务必详尽地控制事实资料，以求得实在的常识和合乎实际的论断。到宋、明时期，呈现了“理在事中”、“即物穷理”的观点，而且，从明至清逐步构成一股“实学”思潮。到近代，人们则以近代科学实证去懂得传统的“即物穷理”、“实事求是”，如严复就以为，西方近代迷信是“即物而穷理”，“初不设故意于其间，但实事求是……”毛泽东深受这一精良思维传统的影响。他早年就比拟重视“事实”和实际教训，留神于实际情况的考察研究。他接收了马克思主义当前，更是自发地把量力而行精力贯串于本人的全部实践跟实际中去，在全党鼎力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等情势的主观主义。“捕风捉影”是毛泽东思维的精髓，是又一个抒发学习与实际情形“相通”的主要表白。他对“故弄玄虚”作了簇新的解释，他讲的实事求是，是一种基础的科学立场、科学办法，它请求人们首先必需从实际动身，具体占领材料，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式进行深刻的研究，剖析事物的内部抵触，而后加以综合，找失事物的法则。毛泽东的解释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所有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接洽，即规律性，‘求’就是咱们去研讨。”〔4〕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词汇解释古汉语成语，其内涵的通变意思十分清楚，“实事”就是“变更的事物”，“是”就是“成”，“求”则是“追求”。因为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进行说明，诸如“客观存在”、“规律”、“研究”等听起来很像实证主义，而实际上，它是典范的“通变”思维，是对人的能动作用与实际情况相通的重视。在毛泽东那里，传统的实事求是已经是经由改革，运用“通变”的思维逻辑，使“哗众取宠”给“马克思主义”化了，同时也中国化了“唯物辩证法”，把中国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融会为一了。
　　（三）中西相通：知行统一。在中国，关于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有一个优良的思维传统，便是讲求知行统一。掌握住知与行的相通性，注重践履。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正人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王夫之讲“行可兼知”，“知以行动功”。但中国古人讲的知行，往往是局限于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认知和践行。在近代，孙中山在总结民主革命实践经验的基本上，提出他的具备近代性质的知行学说，他说的“知”重要是指近代科学和民主革命的知识；“行”包含有民主革命社会实践和科学试验的内容。他根本偏向于知行统一，但不彻底，搀杂有分知分行的思想，未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对中国的这一优良思维传统，予以批评地继续，运用带有“通变”思路特点的“东方法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其中的“通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联合。《实践论》集中反应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他的这篇对于意识论的专著，以“实践论”为题目，体系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关系，凸起强调“实践”的意义，这与中国讲知行统一，注重践行的优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联，是不问可知的。当然，传统的知行观在毛泽东那里也已是经过了改造，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存在了崭新的意义，他的知行统一观的“行”，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知”，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他的知行统一的模式是：“实践―认识―实践”，这是一个有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周而复始地一直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高度器重实践的作用,认同“失败是胜利之母”，思想与实际情况相通,实践将成为要害,实践自身就是“相通”。“实践贯衣着我们认识的全行程”。〔5〕他甚至提出“先行后知”。他认为：“读书是学习，应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经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6〕他把传统的知行同一观进步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高度，把二者融合为一。因此，他的“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又富有中国的“通变”特点。
　　参考文献：
　　〔1〕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国民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68页。
　　〔2〕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红星照射中国》，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4〕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4页。
　　〔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心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