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对于五服制

宁宁1

嗯，嗯：
2006-10-02 14:28:38
　　“五服”中最重的叫“斩衰”。凡丧服，上衣叫“衰”，下衣叫“裳”。斩衰用最粗的生夏布斩布而制，不逢边。支属中，子为父，父为宗子，嗣子为嗣父，未嫁女为父，妻妾为夫，皆服之，丧期三年（实则二十五个月）。为父服斩衰的，俗称逆子，还要束“苴?”，表示愁肠若结；持杖（哭丧棒），表示哀毁骨破；依杖搀扶，系绞带，表现饿瘦了腰。
　　“齐衰”次之，用粗熟麻布，逢边整洁。“齐衰”又分四等：父已逝世而子为母，母为长子服之，丧期三年；父健在而子为母，夫为妻服之，丧期一年，且持丧杖，叫“齐衰杖期”；男子为叔伯父母、兄弟、长子以外众子，已嫁女为父母，媳妇为公婆，孙子孙女为祖父母服之，丧期一年，不持丧杖，叫“齐衰不持杖”；为曾祖父母服之，丧期五妹、已嫁姊妹和个月。
　　“大功”又次之，用中粗熟麻布，丧期九个月，凡为堂兄弟、未嫁堂姊姑母，又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为丈夫之祖父母，又公婆为嫡子之妻，皆服之。
　　“小功”再次之，用较细熟麻布，丧期五个月，凡本宗为曾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堂叔伯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又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皆服之。
　　“缌麻”最轻，用极细熟麻布，丧期三个月，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叔伯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为外孙、外甥、岳父母等，皆服之。

读书笔记：关于五服制
(2006-09-28 21:15:22)   分类：历史
作为中国古代亲疏与法律依据的五服制（转，作者吉祥）
这篇货色写得很草，远不定定稿。且五服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距离，对这一点，我写此文时尚认识不深。
我的见解，该制度的中心是关系，参照距离。通常所谓五服制，则除了距离再无其它。

　　五服之外，同五世祖的亲属为袒免亲，袒是露左臂，免是用布从项中向前交于额上，又后绕于髻。宋人车垓说此仪久废，当时人的袒免亲丧服是白阑缟巾；明、清时，素服，以尺布缠头。同六世祖的亲属便是无服亲了。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仪礼?丧服》章所载亲属间各种服制被后世奉为威望性的准则，历代遵行，但也有所变通。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规模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顺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王犯：2007-04-02 14:10:33
王犯：2006-10-02 16:57:27
问题是国语的史实性也不全然可托－－
尚书多半王肃伪作，验证其选取材料仿佛也是出于战国末期儒家－－－儒家假造历史师承孔子－－老孔的更具备文学气质－－意识问题－－这个时代跟国语经由考据的所构成的历史时期相近－－五服的描写太幻想化－－翦伯赞西周时期社会关联阐述过－－主要是从现有铭文，包含《书。周书》并无记录着手－－更重要是对于当时的民族的混淆－－嗯，说起来絮叨，你本人找吧－－犬戎鬼方等戎狄顾颉刚提及过－－古史辩俺传给你过，吕思勉的读史札记有过考证－－－细碎印象而言，所谓五服即使存在当年也就一政府工作讲演式－－两千年实现四个古代化的蓝图或者吹牛－－反正基本不可能呈现那秩序－－尤其相干的范围，吹得太狠。
有趣的是关于夏－－俺手头还一本翦伯赞的中国史纲－－44年他撰写先秦史逝世活不承认有夏，到了60年加入编写中国史纲也就承认了－－并且否认之后论证很有意思：尚书提及，诗经提及过－－“所以说，夏代的存在不容质疑”。快简练如文明大革命就是好了－－为啥好？就是好。
俺感到你瞧瞧翦伯赞的先秦史第十七章兴许能有补益。

王犯：2006-10-02 17:01:34

评论
　　夏商周政制有所谓五服制。葛剑雄在《同一与决裂》中以为，它是后人“对从前的理想化”，并未真正实施过。《尚书?禹贡》：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五百里一服，层层延递，铺地砖似地向四处扩大。水随山转，品物有差，如斯规整的政区划分只适于白纸作图，无法实地操作，显非五服实制，当系后人猜想。但仅据此断言五服制从未施行过，不免结论过快。《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2.“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假如《禹贡》因史料自身的实在性遭遇置疑，进而使人对五服制进行否认的话，则上述引文不存在这样问题。作为周王朝的直系子孙，祭公与周穆王在探讨军国大事时援用的先祖遗事，必有其确实的史实根据。
　　
　　引文1“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阐明服制积厚流光，在虞夏之际。如果对语言本身多点器重，发明这里只抽象提到“服”事虞夏，并未提详细哪一服：侯服？宾服，抑或要服？趁势推导，则虞夏之际服制毕竟是后代般五服？抑或我当初行文时假设的三服？抑或只统云“服”？引文的语言“疏漏”，可看作是一种不言自明――服事即对应五服制；也能够懂得为一种服制的初始状况。虞夏之际，国度草成，未必会形陈规制严整的封建等级轨制，但服制的端倪恐怕当时已经涌现。而“服”作为一个后起的政治概念，则被周人套用到古代，用以指称核心强权与周边弱小间的贡纳关系之上。至于真正的五服制，恐怕是在随后的年代里迟缓发育而成的。
　　
　　引文2解释周初实行了规制严整的五服制。所谓规制严整，并非指服与服间《禹贡》般的面积等列排开，而是其礼制。同样须要留神文字本身，这里并无500里一服的事实迹象。至于对文字本身的见地，与上同：可以是不言自明；也可以认为，实际执行的五服制，与距离无关。实际上，五服制一旦撇开虚构色彩浓烈的500里一服说，恐怕谁都不能轻言必无。作为中央帝国的关系系统，五服制确实立可能也只能是，树立在周边方国与周王朝的等级和亲疏、朝贡和外交的关系之上。至于实在际运作情况，依据《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记载，穆王之前，“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之后，四狼四鹿，“荒服者不至”。
　　
　　此文乃读《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时的笔记，尚未查找其余文献佐证。明天将来弥补。
　　
　　另，“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蛮夷荒服。”一句，从句法的对应关系看，当时所谓的蛮、夷、戎、狄，仅是对其民族（这里不宜用“少数民族”这个现代概念）的一种通常称呼，并无后世的贬义。好比藏民族的先民吐蕃，即据其自我称谓而来，现在人或曰有贬义，误会了。孔子提及蛮夷，往往表述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别；到孟子，开端不屑一顾。一本《孟子》数十章，总让人感到急吼吼，其为人气宇，远不如孔子从容大度。
　　而蛮、夷、戎、狄这多少个字，也由于后世产生的民族轻视，使文字本身带上了蛮横粗鄙的色彩。
　　本国也有相似情形。“僭主”这个名词，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不带贬义，它跟“君王”一词差别开来，在我看来，仅因僭主非最初的君王。在希罗多德那里，好像只有直接从原始部落转化并继续而来的君王，才可以称作君王，否则不论其王权得自何人，都是僭主。比之于中国，只有夏朝诸王才干算君王，商汤革命是篡位，算僭主，而且一僭到底，强盗的儿子也是匪徒，继承汤王位的历代君王都只能是僭主――既包括商代的君王们，也包括后世各朝直到爱新觉罗?溥仪。顾准在《希腊的城帮制度》中引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崛起》书中总结希罗多德《历史》的话说，夺取王位，且未能君权神授的国王才是僭主，怕是曲解了。希罗多德书中提到的僭主巨吉斯，恰是取得了神庙祭师的“神授”，才终极受到贵族阶层认可的；而被篡位的坎道列斯，一个“父子相承统治了二十二代，计五百零五年”王朝的末代君王，同样被希罗多德称为“僭主”。但“僭主”一词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变得十恶不赦，充斥了暴力、诡计的颜色。
尚书真伪仍难定论。因为大批地下文献出土，史学界正在反思古辩派的诸多论断。古辨派本身在方式论上也有问题，多用默证法，经不起斟酌。
先秦著述无版权概念，且因技巧限度，多经传合一。后人不察，甚至原典因后人的札记条文混入，而对原典发生猜忌。比方，现代书籍都用印刷，书是买来的，自己有主意，记在书空缺处即可，不会混杂。先秦多手抄，边抄，边札记或自增史实证据，混入原文。隔一代，便渺然不可知。后人往往置疑史书年代分歧，当存在此类误解。
《禹贡》五服制系后世书生乌托邦，并无疑义。可疑处在于太规整，当时技术前提下无奈付诸实行。但富有弹性的五服制则未必不。夷夏混居，并不能从根本否定五服制，如果五服制的支柱之一是外交关系，即间隔再近，只有是蛮夷，便算荒服，这可能是否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