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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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父亲节）
  祖母病危的时候，父亲正在一个村庄蹲点。说是蹲点，实在是在接收审查。其时已是文革后期，一切历史的问题好像都有了说法，可父亲却因为“当权派加入武斗”说不清道不白，“谁攻打红色政权谁就是反革命”的声音再也无处可寻。在那非此即彼的极端年代，好像是但凡卷入武斗之中的都是怀有野心的“三种人”，而那些在极其危险复杂环境中只知盲目坚持和痴心期待的人所做出的牺牲则被活生生地疏忽和误判了。医生明白告诉我们，祖母就是一两天的光景了，我跑下山，到镇子上的邮电所给父亲打电话，可他却说请不脱假。我是怀着一腔怨气跑回家的，我不知道父亲的难处，我不明确谁人能有权力拦阻这母子的最后相见。终极父亲也没有遇上和祖母说最后一句话，他们母子是隔着一层板会晤的，父亲的嚎啕大哭使满院人欢声雷动，那是我独一一次见父亲流泪，也是我所见到的最悲伤的男人的恸哭。那哭声中有冤屈、有懊悔，但更多的是失望，是信奉幻灭心中的神像轰然倒地的一种绝望。在心中郁积了几十年的那一腔欲辩不能欲罢不忍、一片忠心无处可鉴的闷气在这一刻如翻江倒海般喷薄而出。
父亲回家了，而我却二心想出去。那时候到处都在恢回生产，不时就能听到招工的消息，可父亲却冷冷地撂下一句话：天下土疙瘩里刨食人一层，饿不逝世别人单能饿死你。最终我还是走了，当了一名汽车司机。父亲多少有点快慰，我听他和别人说，这工作好，无论世事怎么倒置，咱凭技巧吃饭。他对我的请求是八个字：研究技术，莫问政治。可是事件却并没有朝着父亲想象的方向发展，几年后我转了干，县委宣扬部调我去工作，父亲没能阻挡得住，但我在那里工作的五年里，他不仅没有到过我的办公室连县委的大门也没进过。现在看来，父亲那貌似冷淡的立场是对不谙世事的儿子的维护，他的心被伤得太深了，他的教训沉痛得无以言表，他的心中也深藏着一个滑铁卢。可他的情意却被年青气盛的我忽略了。
   五十多年的父子，这次进京是我第一次陪父亲远行，是第一次试图去拉父亲的手，他说四十年前他来过这座城市。今天父亲前倾的背影和四十多年前走向风雪中的背影是那样的类似，望着父亲的背影我想我必定能找到机遇和父亲进行一次敞开心扉的交流，最最少应当让父亲知道儿子对他的不仅仅是亲情还有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懂得和尊敬，有了这样的交换他往后的日子就会过得更轻松一些，当再一次风雨降临我撑起雨伞的时候，他就不会拒绝，他的肩头天然就会和我靠得更近一些，作为男人他会谢绝恻隐，作为父亲，他不会拒绝亲情。
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给公家干事的，公家发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无论家里有什么急事公家让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什么时候才干回家，无论家里如许离不开公家什么时候让你走你就得走。有年过年父亲是年三十才回的家，初一下起了大雪，祖母愉快地说，这下好了，你爸爸能多住几天了。可没想到初二一大早广播里就喊开了，要干部都到县城集中，开会。父亲二话没说，裤腿一扎就向对面山梁上的风雪中走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也有过称得上暮气沉沉的日子，他和薄暮收工回来的年轻人在村口的操场上打球，一场跑下来就把妈妈做的新布鞋蹬开了口子，妈妈虽然责备他，可两个人的脸上都是高兴的。父敬爱吹竹箫，晚上村里的年轻人还常和他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热烈深夜。惋惜这样的时间太少，家里的天总要母亲一个人去顶。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一头沉”，人口多劳力少，依照国度政策分口粮是均匀数，生产队的人就不待见，分颗子粮时要先交钱后领粮，没钱就把食粮扣在库房里，但那玉米棒子是分在沟底里，洋芋蛋子是分在山洼上，还撂一句：做起没人，吃起也没人？记事起祖父就视力不济，白天委曲能辨路，祖母有重大的气管炎，一年四季出不了门，能算得上劳力的只有母亲，弟妹年纪小，能为母亲搭上手的也只有我。以至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满是黑夜，是不辨东西肩负重荷跟在母亲自后踢踢踏踏地走，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把父亲抱怨，你在哪里，你知道我们正在受的苦吗？其实母亲受的苦何止于此，想象那一大家子人的穿着从棉花变成衣衫要从她的手上过，吃喝由颗粒变成熟食也要从她手上过。晴天还好过，雨天就更遭罪。缺水了，别人家有男人的披一块雨布就下沟去挑，而我们只能把盆盆罐罐摆到院里再支起些大大小小的高粱秆篦子去接；灶里没柴火了，别人家的男人就爬上窑背放一?隔冬积攒的干柴，可我们家只有母亲天天收工捎带回来的黄蒿，一湿雨光沤烟不起火，就在灶口吹火的母亲常常是泪流满面。父亲每次回家都是急促的，不是和生产队结算粮钱要回扣在库房里的口粮就是用那压缩出的几块钱买上点干柴，以备不时之需。随着光景的艰难父亲的话和笑容越来越少，我们也离他越来越远，就连吃饭都是隔着窗户看，等他吃完了我们才溜进去，一人拉一只碗，呼噜噜一扒拉四散而去。现在想来，当初我们、尤其我这个宗子如果能自动和父亲说一些体贴的话，问一问他的工作，问一问他一个人在外面是不是也难，他或者就会轻松一些就会多一些笑容，可是我们没有；假如父亲能和一家老略坐在一起，问一问他不在的日子里大家是怎么过活的，我们兴许就会亲热一些，可是他也没有。那两难的心事就这样隔着，沉默着，在那艰难的日子里苦熬。我想，父亲一定也想怀抱娇儿坐在父母的跟前为家里的艰苦做一些表白和说明，可他找不到理由，他首先压服不了自己，他羞于表白，他只好沉默。亲情的沟通就这样被沉默拒绝，父亲大略以为沉默就可以使他径自一人将一切艰难都挡在门外，却不知沉默使各自头顶的艰难都变得更加无助。
  安葬了祖母，我想父亲这回一定会和我们母子有一次交流，会说他的不解、会说他的迷惑，至少会说一说他的不能自主，然而没有。掩埋了祖母，父亲简直失语，他的神色完全可以用迷茫来形容，他完全不论不顾，任谁人叫谁人催他都不起身。他向出产队申请了一块宅地，抡起一把镢头，开始劈山打窑，镢头和黄土烦闷的接触成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对话。当初想来，父亲当时的缄默完全是一种自持，一种男人特有的悲情的矜持；而逆反期的儿子却将其误读成了拒绝，一种对亲情交流的拒绝。
我们村子里的学校是低级小学，五年级要到镇子上去读，上不了灶，只能从家里带干粮，为了能吃上一口热饭，父亲接我到县城去读书，我们两人吃他一个人的定量。那时候“三年难题时代”刚过，父亲是县广播站的站长，本来二十多人的广播站下放得只剩下三个人：一个站长、一个会计和一个播音员。其实站里平凡只有播音员一个，自己开机，自己播音、放节目。父亲和会计要时常到乡下去架线、装喇叭。广播站早先是一座庙，庙堂隔成了办公室，神像搬到房檐下站一排，晚上节目一完播音员就回家了，有时候偌大的庙院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原来就胆小，可那电灯一关房顶上就呼噜噜响，开始总以为真有神鬼在作祟，吓得把头蒙在被子里闷一身的汗，一晚上也不敢出声，直到一天有只老鼠从顶棚上掉下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时候父亲在百里外的县城工作，我们母子六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父亲四十九块半的月工资要保持九口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艰苦，现在人是无奈设想的。那时候提起家就是母亲，父亲一年里最多只能回两次家，只是一个背影，一个百里外遥远的背影。朦胧记得，一天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无知的我一把压了家门说，我们都没吃的了，你回来干什么？成果，门不仅被推开了，屁股上还狠狠挨了一脚。饥饿持续蔓延的时候，我被外公送到了姨妈家，背着一年级的小书包在那里直呆到过年。后来公社发接济款，我们家领到十块钱，妈妈让我给父亲报个信，父亲的回信我至今记得清清晰楚，他说：要记着公众的利益。
雨，不一会就住了，心事却像河水一样哗哗流淌。父亲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可在我的记忆中却找不到任何和他亲昵的记忆，不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是否拉过我的手、是否抚过我的脸；也不记得父亲年纪渐高时我什么时候搀过他的臂、什么时候有和他共过伞的阅历。
  父亲的悲哀是整整一代人的悲痛，不外水平不同罢了。
五年级有珠算课，算盘要自己带，我借了会计叔叔的，上完课全班的算盘被整整洁齐的摞在讲台上，等放学时各拿各的时我傻了眼，算盘不是自己的没有记下什么特点，怎么也认不出来了。无奈只好等，等别人拿的只剩下一个时我才去拿，想着这样就不会有错了。第二天老师发布，咱们班丢了一个算盘，大家相互回想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当时我基本就没往心上去，可万万没有想到错就偏偏出在我身上。那两天父亲又和会计叔叔下乡去了，晚上我就叫了个同学作伴，那个同学就是丢了算盘的，他一眼就认出我拿回去的算盘是他的，可气的是他没对我说却告知了老师跟别的同学，老师也没对我说直等父亲下乡回来才去找他。我感到到的是那两天班里有点错误劲，第二天那个同窗找个借口不给我作伴了，叫别的同学也不愿去，多少个好事的同学总在我身边问：咱班出贼了，你知道那贼是谁吗？可实心眼的我压根就没往本人身上想，任你是谁，跟我不要紧。直到下乡回来的父亲把我叫到他跟前，我才豁然开朗。就这样父亲领着我把人家的算盘送到老师手里，又掏钱给站上赔了一个算盘，我落了个贼名，到头来仍是没有算盘用。母亲不在身边，一肚子的冤屈没处所去诉说，父亲没有一句抚慰的话却随口说了句：到城里来多不轻易，却不晓得居心。我的犟性格一来，就跑到学校和一个要好的住校生打伙伙，睡觉不回去，吃饭也不回去。心里说，你认为随着你是受罪吗？那个福我不享了！直到一天有个叔叔来叫我，说快回去吧，你爸爸每一顿都给你把饭打下，等不上你。走进播送站的大门，迎面的照壁上贴一张大字报，是父亲写的买黑市粮的检查，那一刻我感到真的一点力量也不了，这世道大事小事都让人清楚不了，该说的话不让说，不该说的话却非说不可，这不是要活活把人憋出病来吗？
　　　　
那天和父亲去香山动物园，下起了雨，没想到当我撑起随身携带的雨伞时父亲却一下子躲开了，连连说：你管你打着，我不必。我匆忙凑上去，可他还是坚持着说：没关系，雨不大。就这样我往前凑，他往出躲，一个雨伞能有多大地方，不一会便他湿了左肩我湿了右肩。好在园子里树多，走在树下就能避雨，隔着雨丝望着父亲急急走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十分不是味道。是什么让父亲拒绝风雨中父子共伞这么一个再做作不过的局面，是我们素日里对父亲忽略的太还是父亲担忧我们对他的误读？
“文革”开端的时候我刚进初中，读不成书，就回到家里帮母亲干活。广播站是“红卫兵”首先要把持的地方，父亲被夺了权，靠边站了。听到这样的新闻，家里老小甚至有了些许的轻松感，由于别人像父亲这样的情形大都回家来了，在家里打窑的打窑、种地的种地，似乎是要把从前亏欠家里的都补上。可父亲不，说的话像战斗年代地下工作者说的一样：越是情况庞杂，越不能脱离组织。后来武斗不断进级，乡下不断能听到一些轰轰隆隆的声音，说那就是枪炮声，一家人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上。祖父便央一位族叔去叫父亲，可冒险进城的叔叔只捎回了话，没有叫回人，父亲拒绝回家。父亲说，县上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破，武装部也亮明了观点，谁再攻打县城就是攻打红色政权，就是反革命，这种时候回家那是临阵脱逃。仿佛回家与坚守就是考验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熬过这一关就会云开日出。这些年才知道，越是前提比拟艰难的环境，给人带来的不断定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使人发生无助感，越容易诱致人构成一种威望人格。这种人格的特色是把权威的划定当作了自己中心的价值观，他所有行动的趋势是源于权利的命令和禁忌而非自己心坎人道的长短断定。我想，那时候的父亲一定也知道头顶战火焚烧的危险，也想趁机躲在偏远的乡下一家老小团团聚圆过自己贫寒的平稳日子，可他的心里有一尊登峰造极的神，他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了这尊神，自己涓滴的懈怠和亵渎都无处潜藏，那神都能洞察，所以他的虔诚跟着对这神的敬畏和屈服一直被强化。作为一家之主一个重情谊敢担负的男子汉，我想父亲一定也明白自己对父母妻子儿女的亏欠，但他确信自己的就义也一定能得到洞察，亏欠也一定能得到加倍弥补，等到那一天一切不言自明。所以,成都交友论坛http://www.tflove.com，越是危险越是艰巨越是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那个年月不容疑难的遵从和盲目标保持就是忠实，哪像今天，自私完整能够用聪慧去讲解。可父亲坚持等候的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人，小的时候，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老的时候，儿女在哪里哪里才是家。父亲退休后和我们住到了一个城市，固然平日里见面多了嘘寒问暖多了，可他在心里对自己的大半生是怎么想的，我们仍然不知道。和孙子们在一起时他又说又笑，偶然还开点玩笑，尤其见了孙女婿总要对两杯酒，把脸都喝得红红的。但和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你能发觉到他在想什么，可似乎都是半句话，而且跳跃性很大，再问就没有话了。刚开始那两年，我们有什么都是先和母亲说，买什么货色也先想到的是母亲，直到有一天母亲静静对我说，你爸说，你那些娃就只有妈。我这才觉得，我们是真的忽略了父亲。
父亲，一位年近八十的白叟，他不应该再是单独面对风雨背对儿女的姿势，他应该安逸地享受今天的生涯，享受儿女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