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爱国度不即是爱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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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窘境：即人们须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等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供给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良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变成一个与民争利、损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渎职尽责，人民必需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视方法是用投票的方式去抉择政府的权利。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地舆环境决议了中国事一个水旱灾祸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讲演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而，中国古代的政府最主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引导抗灾，这能够说是政府正当性的基本之一，灾异景象从来也是帝王们最关怀的事。清代的天子还请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获、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懂得各省灾情和民生，如涌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处所的税赋。然而，从历史记录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仍是十分普遍。当大范围灾难出现而政府不能实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逼上梁山，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夫起义，其重要运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起因等于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进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很多波及大范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奈由其余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方食物平安、公共卫生保险、环境维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依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维，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当是法国人民说的“咱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惟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构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实在还不多少人可能分辨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固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点上还是混杂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步造成清楚的古代意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阅历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海外的苦楚之后，才取得这种认识的。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御异族压迫，一是折衷海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协调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踊跃方面国家还需履行必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跟朝廷不分的不良成果，最显明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首领―――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申明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好处、完一分之任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豪杰也。夫以一姓之家奴帮凶，而冒一国好汉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卒之外，而数千年多少无可称道之人，公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认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幻想，深刻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本人的功名利禄，这原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建立为爱国的榜样，而国人因不能准确辨别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异而随着礼敬之颂扬之，切实是可悲可悯。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只管全世界的君主都爱好独裁，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虑。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期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点”的“智慧”――― 常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毕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该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本来国家不外是人民聚集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应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本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划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至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地位甚微。”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部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一概而论，梁启超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假如政府能完成国家功效，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度”；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国民为国家做就义的国家”。人类历史实际中的广泛情形是，政府经常不能实现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呈现有政府即是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态。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2010-04-11 10:44   南方都市报　　■史鉴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