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送现金最便利

真诚的我1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1期
邱先生
老邱44岁，素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激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翔胆怯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窗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巧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平安。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竞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诚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城市风景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兴许我能克服我的害怕，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殊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量我也能战胜。”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标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友人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动机。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处所临时不予斟酌，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先容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国民币，地下银号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结束，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即注销，服务精良，收费公道，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天天都在进行。老邱遇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划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须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回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需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而后去律师楼签订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交易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载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触到本人的买卖参加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晓得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载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无比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房钱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爱好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烈繁荣，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本钱下降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将来稳固生涯抱有信念。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常设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干换成香港的永恒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治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认为我能给我老婆代理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诉不能够，总之，我本来跟政府部分打交道，始终做好的心理筹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清楚。”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变更。“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盘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旁边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便利，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障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终极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永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试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你留的功课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捧，不免怀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简直是天性，违反本性的事拿来宣传，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信心把孩子送走，是由于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首，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材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疏忽，但每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锤炼身体，我觉得太恐怖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光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断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沾染，就会陷入一种群体无意识状况。来咨询的人人山人海，似乎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点、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端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守游戏规矩，没用多少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感到，赚到钱只是我福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忧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保险感始终随同着我，咱们的税收轨制设计得十分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假如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破绽。”不外，老邱这两天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试试投票的味道。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每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省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实现。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确定的回答之后，工作人员感慨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本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头脑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括的耻辱的象征。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事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批准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职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咱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不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惯例思维？是正常的主意？我们碰到自己适合的人，去登记结婚，认为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懦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成这样，本来我们是畸形的，成果变成不正常的；底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长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称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膏火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含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破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廉价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增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屋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钱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必定高，可享受到的货色相对要好良多。”
罗太太的孩子诞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天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只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缺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余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讨，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具体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探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否认，仍是要去办个游览证能力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受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明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寄籍去办，户口这些事原来就够麻烦，不乐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件，所以脚踏实地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循序渐进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费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征询，到咨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当初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病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扬声恶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导的良家妇女，只有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收援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防止任何生活前提的攀比。刘太太考核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杰出，但她惧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准确事情的结果，快活是要辅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乐意当前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情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盼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高低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生疏人也不畏惧，不必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略。”
谈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端详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据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颖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海内风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可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坚持一点儿间隔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